蒋大为儿子为什么坐牢 蒋大为近况

顾(1910年-2007年1月25日)

国民党在台湾省的大特务、中国共产党的叛徒顾，在回忆录中对时任中共台湾省省委书记的评价，令人深思良久。

他说：“一个人说话是不是诚恳，从他的双眼大致上可以看得出来。而蔡孝乾被捕后的最初几天，应讯虽然大方，但是眼神却闪烁不定，所说的内容大抵不着边际，这点，我暂时不与他计较。从第一眼印象，我便假定他很注重物质生活，这种人，如果能充分满足他的物质欲求，慢慢地，就可以主宰他，到那个时候，他什么话都会说。”

1950年上半年，台共几乎覆灭，罪魁祸首是蔡孝乾。

蔡孝乾投敌后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
蔡孝干不是普通人。他是台湾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，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省地下组织的最高领导人。他也是唯一参加长征的台湾省共产党员，被任命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。然而，就在人民解放军加紧准备，准备进攻台湾省的时候，蔡孝乾被捕，然后投敌，放弃了所有地下组织，结果逮捕了1800多名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人，3000多人被枪杀，8000多人被判重刑10多年。

台湾历史上著名的“扑杀红色时代”的白色恐怖是由蔡孝乾挑起的。

顾的评价，深刻阐明了的软弱和台共被杀的原因。他说：“我认为，共产党在台湾省地下工作的失败，不仅在于组织成员过于乐观，使他们的行为过于暴露，而且在于其领导人蔡孝乾的奢侈个性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害。如果共产党派到台湾省领导地下活动的人，有周恩来或罗荣桓那样的才气，那历史演变就大不相同了。”。

活阎王谷正文一手摧毁了台湾地下党。

当然，历史是无法改写的。如果蔡孝乾没有被捕或叛逃，如果台湾共产党没有被消灭，就不能推断台湾省会被解放。台湾共产党的失败，只能是造成目前两岸局势的原因之一。更重要的是，美国发动朝鲜战争，客观上严重阻碍了台湾省的解放。

除了意志薄弱和不相信信仰之外，蔡孝乾叛变还有两个原因。正如顾分析的那样，他过于关注物质生活，追求奢侈享受，贪财好色。

因此，解剖蔡孝乾样本的意义无论是在过去、现在还是未来都是重大的。

唯一参加过长征的台共干部

蔡孝乾，1908年生于台湾省彰化县花坛乡，1919年入日本人办的彰化公学，1922年毕业，后留校代课一年。1924年至1925年，进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。受当时在此任教的瞿秋白、任等人的影响，积极要求进步，参加了上海台湾省青年会，并在上海成立了台湾省联谊会。1925年12月，他还主持了上海台湾省学生会成立大会。

这张蔡孝乾的年轻照片有点像苏有朋。

1926年7月，蔡回到台湾省宣传革命，帮助组织台湾文化协会的左翼，后来担任文化协会报纸的顾问、顾问和作家。1928年参与组建台湾共产党，4月当选为台湾共产党(日本共产党台湾省民族支部)中央委员、常任委员、宣传鼓动部长，负责宣传部工作。同年8月，他离开台湾省前往大陆，潜入福建漳州，躲避日本当局的搜捕。1932年4月红军攻占漳州后，蔡在红军总队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安排下，经闽西苏区到江西瑞金根据地工作。

蔡孝乾在中央苏区工作两年多，在列宁师范学校(青年团学校)任教，编辑《红色战士报》，当选为反帝总同盟理事。在此期间，他进入了

e:15px;">对自己成为“红色战士”的一员，蔡孝乾后来回忆说，这“带给我的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，不仅是属于实际生活方面的，而且也是属于意识观念方面的”。

1934年10月，蔡孝乾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。凭借毅力和运气，也被众多牺牲在路上的战友所感动，蔡孝乾追随大部队完成了壮举。他由此成为唯一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台共干部，这是他最大的政治资本。长征途中，他与中共诸多领导培养出深厚的革命感情，这为其后来成为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埋下伏笔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蔡孝乾在1968年后，以“江西苏区回忆”和“红军‘西窜’回忆”为主题，撰写了24篇文章，连载于台湾《中共研究》杂志，1970年汇编成册，在台湾、香港两地发行。在这本书中，蔡孝乾对当时中央苏区的土地斗争、查田运动、扩红运动、财经运动、劳动政策、文教工作、肃反工作、合作化运动、史诗般的长征，以亲身经历与历史相结合，写出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，具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。

实事求是地说，中央苏区的工作经历以及长征路上的生死历练，对蔡孝乾的一生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。

他目睹了惨烈的湘江战役，眼见着红军一整团一整团地牺牲；他用自己的双脚走过草地、爬过雪山，经历过难捱的饥饿、病痛；他也亲身经历了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如何与战士一起同甘苦共生死。所有这些，对他灵魂的触动肯定是深刻的，甚至是深入骨髓的。到苏区之前，蔡孝乾的确已是共产党员，但他所从事的工作，与真正战斗中的刺刀见红，和其后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相比，毕竟有着质的不同。此前的蔡孝乾，身上多少还带着学生气，甚至不能完全排除进步文艺青年的小资浪漫情调，但经过血与火洗礼后，蔡孝乾已初步具备了成为中共高级干部的素质。

1935年10月，蔡孝乾到达陕北后，任反帝联盟(后改为抗日联盟)主席，1936年4月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务部长，9月调任中共中央白军工作委员会(周恩来任书记，专管对国民党军的渗透和瓦解工作)下属的北线工作委员会书记。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，他随八路军总部赴山西抗日前线，任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部长。因精通日语，他主要负责管理日俘和对敌宣传。后因中共“保护干部”政策，考虑前线危险太大，而蔡的身份极为特殊，遂将他调回延安。1941年12月，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联盟第一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同盟常委。

1942年6月，蔡孝乾出版了一本系统介绍台湾历史和现状的书，他在该书序言中说：“我们研究台湾，不只是要了解台湾本身的情形，而且还要了解日寇一般的统治殖民地的方针和政策，同时还要学习台湾民众与日寇斗争的经验与教训。”

这本书的出版，进一步奠定了他在中共党内“台湾通”的地位。

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，蔡孝乾旁听了这次会议，但未能获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。

出任中共台湾工委书记

八年抗战，蔡孝乾经受住了煅炼和考验。1945年8月，周恩来亲自找蔡孝乾谈话，要他担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，赴台主抓秘密工作。中共华东局也在上海设立华东局对台工作联络站，后来又在香港设立台湾工作小组香港联络站，负责与蔡孝乾联络并帮助地下党在台开展工作。

据《安全局机密文件》记载，蔡孝乾于1945年9月从延安出发，长途跋涉3个多月，于12月抵达江苏淮安，见到华东局书记张鼎丞、组织部长曾山，以及预定去台的张志忠等人。1946年4月，张志忠率领首批干部先行搭船前往台湾。7月，蔡孝乾乘船抵达台湾，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，蔡任书记，张志忠任委员兼武工部长，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，洪幼樵任宣传部长。蔡孝乾化名老郑，陈化名老钱，洪化名老刘，张化名老吴，加上华东局派遣来台的福建人林英杰，成为中共在台的“五巨头”。

中共台湾工委在蔡孝乾领导下，秘密发刊《光明报》、《青年自由报》等，作为展开地下工作的工具。虽然力量比较弱小，但在轰轰烈烈的“二·二八”事件中积极工作，还是有所作为。华东局向台湾工委发出指示，内容包括重新吸收优秀分子、确立完整组织、确保兵源财源，以及占领台湾山区，以深山为根据地，在山区建立解放区和游击区等原则。经过工委努力，至1948年6月，全省党员已达300人左右。

该月，中共华东局在香港召开“台湾工作干部会议”，会议形成的《决议文》提出：“准备群众力量，扩大党的基础，……结成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，准备在全国解放战争达到全面胜利关头，武装起义解放台湾，完成台湾人民民主自治运动。”蔡孝乾返台后，着手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，到1949年底，台湾工委党员已达1300多人。

此后不久，蔡孝乾就开始了他的噩运。

贪吃好色 叛变投敌

1949年3月26日，台北两名大学生因单车载人被警察留置警局，引起学生抗议，次日大学生包围了警察总局，沿路高唱大陆歌曲《你是灯塔》、《跌倒算什么》，高呼大陆学生运动口号：反内战、反饥饿、反迫害，这引起国民党政府的高度警觉，断定校园一定有中共地下党在幕后策划。台湾省主席陈诚决定镇压学生运动，4月6日，他派军警包围了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大学宿舍，引发学生反抗，100多名学生遭军警逮捕入狱，其中7名学生被枪决。

1949年7月，有人捡到一份台共刊物《光明报》，上交陈诚，陈再送蒋介石。蒋大为震怒，限期破案。很快，高雄警察局抓到4名持有《光明报》的台大学生，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约谈4名学生。学生戴传李承认，报纸是从妹妹戴芷芳处所得，而戴芷芳的上线是基隆中学校长、台共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。《光明报》就是基隆市工委的宣传刊物。

谷正文后来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破获中共台湾工委的过程：

8月14日清晨3点半，保密局派出三个行动小组的特务，荷枪实弹进入基隆中学校长寓所，逮捕了钟浩东，同时搜出了印制《光明报》的印报器材，及大量共产党宣传资料。钟浩东历经了三天三夜连番讯问和严刑拷打后，神志不清，恍惚间反问了一句谷正文：“老郑怎么样？”

虽然钟浩东死都不肯说老郑是谁，但谷正文已料到他不是一个简单人物。
不久，保密局特务逮捕了高雄工委负责工运的李汾。谷正文决计玩一场“捉放曹”，他故意释放了李汾，意在放长线钓大鱼。1949年10月中旬，李汾突然报告谷正文，他的上级和他约好，10月31日在高雄市农会前碰面。

那一天，高雄工委负责人兼台湾工委副书记陈泽民被逮捕。谷正文在陈随身的笔记簿里，又发现了“老郑”二字。陈最终熬不住刑讯，说出了老郑落脚处的地址：台北市泉州街26号。

1950年1月29日深夜，老郑，也就是蔡孝乾，终于被蹲守近两个月的保密局特务逮捕。即使这时，包括谷正文在内的国民党特务，都没搞清楚老郑就是中共在台湾地下党的最高负责人蔡孝乾。谷正文曾坦承：“我直觉他若不是台共的头号领导人，至少也是领导人的左右副手”。

蔡孝乾参加过学生运动，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路，经过八年抗战，斗争经验丰富。被捕后被连轴转地审讯，他发现对方并不知他的底细，于是就和特务们不着边际地兜圈子。奇怪的是，谷正文似乎胸有成竹，也不急于逼问过甚。他前往高雄布置另一个大搜捕时，特意交代侦讯蔡孝乾的特务牛树坤等人，老郑有什么要求都要尽量满足。

有天中午，在连吃了好几天饺子后，老郑吵着想吃延平北路波丽露西餐厅的牛排。牛树坤很恼火，又无可奈何，只好买来牛排，让老郑饱餐一顿。吃完牛排，老郑对牛树坤说，为了感谢你买牛排给我吃，我要对你投桃报李，抓到人保你升官。

老郑说，有一施姓联络人在台北博爱路电信总局供职，如果抓住这姓施的，地下党在台湾的组织就连根瓦解了。牛树坤不疑有他，与4个特务一起带着老郑前往电信总局。

快到时，老郑告诉牛树坤，一会我去柜台指认施某时，你们离我远一点，以免让姓施的有所警觉。牛树坤信以为真，谁知老郑急转身就往侧门狂奔，但刚跑出门口，就被一路跟来的保密局另一特务张清杉抓住。

老郑一计未成再生一计，被抓回不到半天功夫，又谎称可带特务去姓施的家抓捕。牛树坤等于是带着老郑前往台北市武昌街，一行人沿著栉比鳞次的木材行，逐一找寻姓施的住处，走到一黑暗转角，老郑突然逃得无影无踪。

蔡孝乾成功逃走，谷正文因督导不周，被毛人凤处分记大过两次，蒋介石也大为光火，一再勒令尽快抓回。

2月下旬，保密局特务侦悉，有一名住在台北中山市场的老台共，名叫黄天，老郑逃脱之后，一直带着他的小姨子栖身在他家里。保密局立即赶赴黄家抓人，但老郑警觉到台北不宜久住，前一天已搬走。黄天被施以酷刑，终于招出了老郑的落脚处，特务张清杉随即带人乔装成农夫模样，直奔嘉义粪箕湖林姓医师家。

无巧不成书的是，2月27日，张清杉等到嘉义后，换骑破旧自行车，沿着乡间小路前往林姓医师家，万没料到，竟迎头碰到一西装革履的人。张清杉正琢磨贫困的台南农村怎么会冒出来穿西装的阔佬，定睛一看，此人却正是老郑。

据老郑后来承认，他历经一个月逃亡，清苦难耐，想到镇上解馋，没想到会再碰到张清杉等特务。

蔡孝乾二次被捕，竟向谷正文提出一个条件，让已和他姘居两年的16岁的妻妹马雯娟来监狱同住。谷正文满口答应，在迫使马雯娟就范后，将其送进牢房，引诱蔡孝乾招供投降。

果然，“食色性也”的蔡孝乾和盘托出了中共在台湾的全部地下组织。

毛泽东要为他们请功

他第一次被捕时，谷正文在其笔记本里发现了“吴次长”三个字。其时，台湾“国防部”仅有吴石中将一个次长。2月底，保密局特务闯进吴石寓所，称有人指控他是共产党，请他去问话。吴石当面驳斥，特务搜查后带走其夫人王碧奎。经讯问，王碧奎承认老郑曾多次到吴家，吴石身份暴露。3月1日，保密局正式逮捕吴石。受此牵连，台湾“国防部”中将高参陈宝仓、国民党东南行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上校交际科科长聂曦(吴石副官)等人也纷纷被捕。

1950年6月10日吴石将军副官聂曦就义前留影，他曾协助朱谌之离台。

此外，谷正文还在蔡孝乾携带的一张10元钞票上发现记有两个电话号码，经蔡确认，一个是计小姐(就是马雯娟)的号码，另外一个则是他直接联系华东局特派员朱谌之的号码。

朱谌之，原名朱枫(1905—1950)，女，浙江省镇海城关朱家花园人,出身富裕家庭。

1949年10月24日，解放军三野十兵团攻击金门古宁头，由于情报失准，战斗连连失利。11月5日，三野七兵团进攻舟山群岛中的登布岛，也因情报失准而严重受挫。连续两次失利，使中共高层决定，尽快派人赴台搜集重要军事情报，为解放台湾做好准备。

华东局社会部几经考虑，朱谌之成了第一号人选。朱谌之忠诚、机警、成熟，其继女陈莲芳和女婿王昌诚住在台湾。当时，朱谌之正在香港，即将调回上海和家人团聚。但华东局实在没有其他人选，征求朱谌之意见时，她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组织决定。

图为吴石将军就义前写遗书，左边女子为朱谌之（朱枫）。

朱谌之到台湾后，与蔡孝乾接上头，并先后7次与吴石会面。吴石将《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》，舟山群岛、大小金门《海防前线阵地兵力、火器配置图》，各防区的《敌我态势图》，台湾海峡、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，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，现有海军基地并舰只部署、分布情况，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、飞机架数等绝密情报拍成微缩胶卷交给朱谌之。朱谌之按约定，把这些情报交到华东局社会部特别交通员，一位定期往返香港基隆间的海轮大副手中。40多天后，朱谌之凭借吴石签署的特别通行证，潜回舟山。

朱谌之和儿子在香港时的留影。

蔡孝乾投敌后，毛人凤获悉了朱谌之动向，即刻致电保密局驻舟山苏浙情报站站长沈之岳，命其立即逮捕朱谌之，押解回台湾。朱谌之被捕后决意寻死，她把贴身的金锁片和大衣肩衬里的金手镯摔碎，分四次混热水吞下。吞金之痛可以想象，次日被看守发现时她已经痛得昏死过去。4件金饰残片在朱谌之胃里留了两天，最后被医生们以泻药排出，这份吞金的X光片至今还保留着。审理此案的谷正文曾写下一篇《吴石等叛乱案》，称朱谌之“此种维护重要工作、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，诚有可取法之处”，并赞其“党性坚强、学能优良”。

毛泽东为吴石和朱谌之题诗，赞扬他们的丰功伟绩。

毛泽东后来得知台湾这些绝密情报的来历后，当即嘱咐有关人员：“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！”

他还当即挥毫写下了一首诗：

惊涛拍孤岛，碧波映天晓。虎穴藏忠魂，曙光迎来早。
尽管情报送出，但1950年3月，却堪称是台湾地下党最黑暗的一个月。中共台湾工委五巨头悉数落网，下属组织全部遭破坏，蔡孝乾、陈泽民和洪幼樵成了可耻的叛徒，张志忠、林英杰等不肯屈服者都遭处决。

蔡孝乾被开批斗会

谷正文曾回忆形容，陈泽民、张志忠、洪幼樵等几名地下党干部被捕之后，曾在牢房中集体批斗蔡孝乾。张志忠指著蔡孝乾破口大骂，指蔡生活腐败，诱奸14岁的小姨子(即妻妹马雯娟)，侵吞1万元美金工作经费，天天上台北最贵的波丽露西餐厅吃早点，中午和晚上则在山水亭餐厅吃山珍海味，吃过晚饭还要去永乐町看戏。如此完全一副资产阶级的嘴脸，竟还敢到处张扬他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。

陈泽民指着蔡孝乾的鼻子痛骂说，我们的失败都是你蔡孝乾一个人造成的！

面对狱友的责难，蔡孝乾内心肯定也在自责。他每天写自首书，“手稿竟堆了有半人高”。经医生诊断，蔡孝乾患了“幻想症”，曾被送到台大医院精神病房治疗数月。

1950年6月1日，蔡孝乾在《中央日报》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，并在台湾“中央电台”宣读，公开为自己的变节叛变行为辩解。

其后，蔡孝乾、陈泽民、洪幼樵等被安置在士林芝山岩情报局，“担任匪情研究工作”。蔡孝乾任少将衔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，长住于士林，并和马雯鹃生下一女蔡艾安。

蔡孝乾长期致力于研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，先后出版了《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》和《论析毛泽东人民战争》。1971年，蔡将两书合并，取名《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战争之研究》，由台湾的中共研究杂志社出版。此外，他后期还著有《江西苏区·红军‘西窜’回忆》。

1982年初，蔡孝乾罹患急病，当年10月不治，终年74岁。

在写完蔡孝乾的一生后，无法不慨叹：

其一，蔡孝乾和保密局以谷正文为首的特务之间的斗法，居然如小孩玩捉迷藏游戏一般。蔡一再用计，特务一再中招，但所谓的计，所谓的招，都不高明，却偏偏活灵活现地真实地演绎了！

其二，身为中共地下组织的高级领导，蔡孝乾居然屡屡贪吃，最终还是因贪嘴二次被捕。俗语说“祸从口入”，讲的是因说话惹事，而蔡孝乾，却是因贪吃惹事。国共两党近百年交往交战史，如蔡孝乾一般的奇葩，估计真难有第二个！

其三，蔡孝乾叛变之前，屡屡念叨妻妹马雯娟，他和马雯娟发生关系尽管是在老婆死了之后，但其时马雯娟也不过14岁。有种说法，说蔡诱奸了马雯娟。匪夷所思的是，谷正文又偏偏利用了马雯娟引诱蔡孝乾叛变。所谓因果报应，终不过如此！

其四，谷正文是中共叛徒，洞悉中共地下组织的运作，熟知如何寻找中共人士的软肋并加以利用。他能一眼看穿蔡孝乾注重物质生活的浮奢个性，并设计使其就范，可见他的智商、情商非同一般，可谓狡猾至极！

令人无法理解的是，如蔡孝乾一样的老党员、老资历，经受了日据台湾的压力，经受了国民党数次围剿的考验，经受了长征的磨难，经受了抗战的历练，他应该是信仰坚定，意志坚韧，可经九死而不悔。但事实是，他一落入敌手，除去玩点小手段，就无比轻飘飘地变节投敌，甚至还落下了吃货贪色的丑名，让敌人耻笑。

这一切只能说明，蔡的信仰根本不在心底，不过是浮云；他的资历只能证明他的老，却证明不了他的意志。在本质上，他脱不了小资的软弱懦弱。在艰苦困难的环境里，在根据地相对安全的氛围里，他还能表现出自己像一个共产党员一样的情怀，一旦真到了严酷的敌我斗争环境里，他终究免不了原形毕露。

据说，蒋介石曾对蔡孝乾有四个字的评价“无志无用”，显然，这几个字确实精准地点到了蔡孝乾的死穴。“无志”就是无信仰，没有志向，缺少志气，一个人若如此，又怎能堪以大用？

蔡孝乾是生活在战火中的人，他投身其中的中共，一贯以艰苦奋斗示人，没有什么财富可给他，也更没有什么奢华的物质生活可以供他享受。即便如此，蔡孝乾仍能挖空心思，讲吃讲穿贪恋女色，可见其老党员、老资格的名头下面隐藏了不知多少虚伪自私的小我。

蔡孝乾标本的现实意义在于，倘若他活在中共执政的当下，他又会怎样？

那只能是一种情况，过去他祸害了台共，今天他还能祸害百姓，正所谓误党、误国、误民！

所以，不忘初心，纯洁信仰，坚定信念，无论何时都将是中共永远必须遵守的根本准则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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